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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甘肃快三-首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12:50: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而,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,改革进程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,从“稳步”又退回到“稳妥”。作为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关键,房地产税迟早要来,只会迟到,不会缺席。但作为直接向个人财产征收的税种,房地产税的税负痛苦比其他任何税种都要直接和强烈得多,立法改革必须要慎之又慎。疫情也给了大家宝贵的冷静思考的时间,重新审视围绕房地产税立法的分歧和争议,更加稳妥地研究论证,争取共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截至2020年5月18日24时,全省现有确诊病例7例(均为武汉市),其中重症1例、危重症1例,现有疑似病例0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间接税针对消费流量征税和比例税率的特点,使其与经济发展同步上升或下降,财政抗风险能力较低。而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和针对存量课征的财产税,则具有更强的“自动稳定器”功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意见》提出,要“研究将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”。现行消费税的15个税目,绝大多数都是在生产或进口环节征税,这一征收模式与过去的征管水平相适应,但带来了大量的税收流失,征管技术进步使得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或批发环节成为可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,税制改革要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。由于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关税等间接税,大多直接向企业征收(虽然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个人承担);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种,只有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、车船税、车辆购置税、印花税等税种中的一部分。我国税收80%以上来源于企业,呈现“重企业、轻个人”的特点,由此导致企业税负偏重。下一阶段,要通过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和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提高直接税比重,这意味着我国税负结构将从以企业为主向以个人为重转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月28日,在上海和重庆开展的房产税试点就是针对居民自住房屋的房产税,但很遗憾,试点效果并未达到预期。2013年,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,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”。这表明不再扩大试点,要先做好顶层设计,并且从“房产税”转变为“房地产税”,要把土地纳入制度框架一起考虑,对原有的房地产相关的税种进行系统改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后,房地产税立法在各种现实困境的羁绊下艰难前行。2018年,全国两会上明确提出,“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”;2019年,改革提速,两会上明确提出“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”。一字之差,从“妥”到“步”,表明房地产税立法已经到了讨论时机和步骤的关键阶段,房地产税呼之欲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,我国长期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。这一结构存在诸多问题,比如不公平,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比高收入者更高。举个例子,隔壁老王每月收入1000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为50%;某公司高管王先生每月收入10万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只有5%。由于增值税等间接税往往是比例税率,同样一个馒头对老王和王先生都是13%的增值税,隔壁老王在吃饭消费中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的比重要远高于王先生。因此,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”的因素,使得中低收入者基本消费支出的税负高于高收入者,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谓“直接税”,通常是指税负不能转嫁,由纳税人直接负担的税收,包括个人所得税、企业所得税等所得税和房产税、车船税等财产税。与之相对,“间接税”是指纳税人能够将税负转嫁给他人负担的税收,比如增值税、消费税和关税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生龙调研发现,家事纠纷易引发刑事犯罪的原因主要有: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身份性、伦理性和社会性,既涉及情感、亲情等因素,又与财产分配、子女抚养等问题交织,纠纷调处难度大,处置不当极易加深积怨、升级矛盾;防范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法律法规政策待完善;家事纠纷多元防控格局未完全形成,多元化解机制不健全,合力防控家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效果待提升;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,伦理道德失范,面对婚姻家庭纠纷缺乏理性,忽视法律,最终走向犯罪。